【数字政府·观点视角】2021，我看到比数据更强大的力量

○ 作者丨唐    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整个2021年，全世界都在倒数疫情的结束日，直到零点的钟声敲响，没有人遂愿。

对于中国而言，“动态清零”与看不到尽头的防疫，似乎成为中国近四十年来高速发展的城镇化的一次次“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的突击检查，从城市到乡村，从东部到西部，从平原到高原，任何的侥幸与疏忽都可能酿成灾难。疫情正在成为公共生活的核心议题，任何的变与不变都在以防疫进展为背景。

疫情让我们拥有了新的身份政治，戴口罩与没戴口罩的，有健康码和没有健康码的，做过核酸的和没做核酸的，打过疫苗与没打疫苗的，以及打过一针的和打过三针的……

所谓数字抗疫的“抄作业”越来越像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因为每一座城市的禀赋、文化、基础以及人民都有不同的来路与去处，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也不可能有两种一模一样的抗疫模式。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所谓“抄作业”，不是智力上的懒惰，就是对客观多样性的漠视。

健康码，这种作为数字抗疫基础设施的治理与服务工具，在疫情爆发伊始的时候由各大互联网平台厂商争相为各地政府免费建设的数字应用，这种在2020年还被时常担心因为疫情形势的好转而“数据下降”的数字应用，在“西安一码通”的持续崩溃中再次被广泛关注。

疫情的阴霾就像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的病灶，散发疫情巨大的不确定性与防疫水平的地缘性差异，从未如此坚决而彻底地昭示个体的渺小。有试图越过渭水的“偷渡客”，有爬山涉水翻越秦岭穿过无人区的“越境者”，有因为没有卫生巾对防疫人员哭诉的女士……他们都曾是我们的乡亲、同事、邻居以及擦肩而过的同胞。媒体都在传递所谓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与服务的“数字温度”，但我想说的是，要想数字“有温度”的前提是——人要有温度。

长沙、郑州与西安，这三座人口破千万、GDP破万亿的新晋城市，似乎都在2021有无法抹去的印迹。

长沙作为一种以文和友、茶颜悦色等消费品牌名动互联网的“网红城市”，看上去它似乎在褪去以“快乐大本营”作为娱乐标签的皮，移动互联网、新媒体、智能制造等产业也伴随连年“岳麓峰会”的召开而成为中部崛起的领头雁，而长沙地铁官方微信2021年8月29日的一纸关于“将对所有进站乘客增加查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记录”的公告就将这座城市在媒体版面上流光溢彩的外形瞬间打回原形，就像一个清新脱俗的偶像突然对你做出分外油腻的动作。最终，在汹涌的民意下，长沙地铁不再查验疫苗接种情况。

郑州没有在疫情中失手，但是一场暴雨让整个城市的治理陷入仓皇失措之中。曾经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智慧地铁”系统在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面前显得毫无还手之力，而一款诞生于互联网的“救命文档”却成为了城市灾害中普通人的救命稻草，通过去中心化的编辑、协作、交叉校验等，基于SaaS服务的协作文档成为帮助普通人发声、记录和对接救援需求以及发现和定点清除险情的数字开放平台，那些投入千万甚至上亿的被冠以“**大脑”系统在一款免费的互联网应用面前显得相形见绌。

西安更是面临了武汉曾经一样的艰难局面，“封城”再次出现。而最为人所关注的是搭载了西安健康码的“西安一码通”循环反复的崩溃让人费解，技术人士在分析他们的“系统回滚”、“数据回滚”以及云服务能力，媒体人士在关注其项目的招投标情况以及项目分包构成，内行人士在分析西安作为高校、科研机构、军工企业扎堆的电子工业重镇为什么会做不好一个小小的健康码呢？那只有一个原因：这根据就不是技术问题。

长沙、郑州、西安等都是过去四十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与受益者。但是除了人口、房价和GDP等显性指标以外，疫情就像一座城市发展质量的滤镜，有的城市在滤镜之下由一些标志性建筑或景点而变得饱满、丰富、可人且充满了时代感与烟火味，有的城市则在滤镜之下被零星的网络舆情而被快速地妖魔化，不断被演绎、阐释以及描摹，直至被嗜血的流量“灼伤”。“后真相时代”的最最核心并不在于真相本身，而是谁最先掌握网络舆论议程的设置权力。

事实证明，依靠大规模转移支付迅速推高的城市基建以及治理硬件的城市，在那些在城建与治理方面依靠一步步试错、转型以及自我消化成长起来的城市面前，显然是不堪一击、高下立判的。钱可以买得来防护栏与大屏，但买不来城市的治理能力。

互联网不仅让每个人都拥有一支麦克风，它还让每个人都有拥有了一个直播间。麦克风赋予了每个人自由表达的权利，而直播间就像一根数字世界插入现实世界的吸管，能吸入的产品、资本、人才等就不断吸入，而不能吸入的，就可能被“搅碎”——比如试图通过流量绑架厂商而掌握定价权的直播间。“互联网改变世界”，多么熟悉的口号与主张！但是，在算法歧视、平台垄断的面前，我们似乎开始变得胆怯，我们不再希求“互联网改变世界”，我们在祈祷在人脸识别、二维码、自动驾驶背后的智能机器不能毁掉我们正在拥有的世界。

从“跨年演讲”的稠密程度来看，你可能时常会有置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错觉，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指导你的人生往前走一程。但是，知识消费从快餐式消费进化到自助餐式消费，那些二手知识的成色看似五彩斑斓，但营养成分相差无几，他们唯一的期待都是：你有速成的需求，我有催肥的药，而已。

数字化让世界变得温暖，有人为千里之外的陌生人点外卖送花，数字化也让世界变得冷漠，有人在手机屏幕前毫无底线地鼓动人喝农药。

越是迷茫的时代，越是有无数人试图“指引方向”，散落在直播间、播客、公众号里的“数字时代的先知”，以道听途说的信息、前后矛盾的观点以及讳莫如深的语调来给“家人”们重新定义和理解这个世界，“先知”们以为流量和热度够高就可以左右这个时代的潮水流向，观众们以为聚在一起的人越多就可以掌握对这个世界的主动权。但其实，他们只是在相互催眠。

因为疫情，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数字治理等这些议题才能真正成为公共议题的核心。政府领域在反思，“不要将信息化项目建设等同于数字政府改革”，因为对技术的迷恋与崇拜而忽视政府的决策机制创新与流程改造。学术界在呼吁，“不要将数字政府改革等同于改革本身”，数字政府改革或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点涟漪，而将数字政府改革等同于改革，则无异于“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数字化对产业、治理、服务、监管等幻化出来的创新模式、体验以及成效，的确让人很难拒绝或容易混淆为我们的目标本身。

疫情之下突然爆红的“元宇宙”更像一种隐喻，暗示我们已不想与这个被疫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现实世界纠缠不休了。但无论作为一种技术、一种体验还是一种观念，我都觉得元宇宙更像一种受过疫情创伤的人们的一种飘渺的幻觉——在受限的现实世界中逃离，去享受平行世界的片刻安宁，那个世界不需要做核酸检测。而当原来的“信息孤岛”变成了互不联通的“元宇宙”，那种封闭、重复以及老死不相往来的“丰富性”将使整个数字世界变得越来越混沌与不可捉摸。

从上海到深圳，从山东到湖南，我们看到有城市将政务公开的尺度、火候、分寸感把握得炉火纯青，在平台的运用以及资源的调配上显得恰到好处。而有的省市虽然坐拥庞大的“融媒体中心”，但面对公共事件的政务公开动作却依然迟钝、乏力、失焦甚至显得笨拙。

一个制造业数字化的工作者讲到一个故事，当数字化下沉到四五线城市的具体工厂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遇到一种尴尬的局面：数字化没有降本增效，反而增本降效。原因在于，当车间的工人知道数字化要来取代某岗位的工作的时候，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去阻扰，而工厂为了去推进数字化，则需要专门雇一个人去监督执行数字化转型工作的人......历史惊人地相似，就像当汽车开始发明上路的时候，每辆汽车上站在一个监督员，以控制汽车的速度不要超过马车。

我们是否应该思考：数字政府改革的车间里一直在担心丢失岗位的人是谁？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列车前面站着的那个希望控制速度的人又是谁？以及，我们的数字政府建设是否已经由“数据崇拜”进入到“场景崇拜”？

2021年，比数据力量更强大的是什么？我想如果真正还有比数据力量更强大的，那应该是常识。

比如，“统一黄码”并不能控制疫情蔓延的常识。

比如，健康码打不开不能怪“访问量大”的常识。

比如，疫情防控最终防的是“疫”而不是“人”的常识。

比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禀赋，而不应将防疫的成功与否归咎于会不会“抄作业”的常识。

比如，上海可以视为一种举国体制、市民传统、专业精神、城市资源相互协作的抗疫中国样本，但不应简单地将上海的从容作为衡量其他城市是否成功的尺子的常识。

比如，.......

内容来源 / 数旗智库，2022年1月5日

今日编辑 / 范姝含

责任编辑 / 戴晟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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